上海交大金融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在中國財經媒體撰文評析中國大限電的前因後果，他說，第1輪限電自5月開始，只有雲南、廣東等部分南方省份，引發工業企業限產；第2輪限電於9月開始，波及全國大量省市，影響居民生活和城市運轉，乃至引發安全生產事故。
陳欣直言，全國性大限電的根本原因是占電力供應70%以上的煤電出力不足所致，始於煤炭行業長期實施供給改革的後遺症，導致9月28日動力煤期貨合約價直飆每噸1300人民幣，竟比實際市場價格還要高很多。
陳欣稱，供給面改革效果非常顯著，截至2020年底，中國累計退出煤礦約5500處，將煤礦數量減少至4700處以下，淘汰超過10億噸/年的落後煤炭產能。2021年上半年，全中國生產原煤19.5億噸，同比增長6.4%，但煤炭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僅72.8%。可見，供給面改革是煤炭產能難釋放，煤價高漲的主因。
陳欣認為，政府對市場化電力交易的改革以及確保工商業平均電價只降不升的要求，使得煤電企業在博弈中處於不利地位。這些政策重新分配行業利益，影響相關電力企業的盈利與價值。另外，能耗雙控達標考核對地方政府形成壓力，造成一些省分直接對高耗能、高碳排放等2高行業「開刀」，對企業運行帶來巨大衝擊。
陳欣指出，煤電是中國最重要的電源，短期內難以被新能源取代，但政策先後對煤炭行業和煤電行業實施供給面進行改革，打亂市場的天然週期。加上中美之間的博弈，中國大舉發展電動汽車、5G、大資料等新興產業，沿海企業接單又上揚，用電量暴增，以致很難僅透過大量進口解決煤炭的供應問題，陳欣認為，中國發生大限電凸顯政府原有能源供應管理機制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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