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宗翰（民俗亂彈執行編輯）
《神明事務所》是記錄臺南市南廠水門宮小法團與乩童濟世服務的短片，主角許一允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有時需要「辦公事」來為信眾服務。雖然父親也是乩童，母親卻對這份神職感到無奈，站在神明「乩子」同時也是自己「兒子」的身後，眼神總有著不捨。
某日，許一允被前來祈求救助女兒的母親所感動，在神明牽引下，讓他這位王爺乩身必須下地府查生死簿，不久後，更必須破枉死城來搶救少女靈魂。從期待王爺救助到拔度女兒，以及祈請王爺協助完成女兒生前心願，母親腫脹雙眼喚不回逝去的青春，卻在王爺、乩子與小法團幫助下，留下隱隱作痛卻釋懷的笑容，同時牽引出乩童內在心靈世界。
短短二十分鐘的紀錄片，雖然只是以許一允為核心，導演卻也同時利用鏡頭記錄著兩位母親對他的凝視與盼望，這兩位母親都在片中為自己的子女流下眼淚，相對照映出許一允內心最柔軟、最艱難的一面。有意思就在於，當他陳述自己經常因為公事無法好好陪伴兒子、家人時，我們才發現許一允身後還有位從來沒有出現在鏡頭前的母親，也就是他孩子的母親。諸種心思與歉意，正是他堅強外表之下，面對家庭最軟弱的心靈，這些交雜互動的生命經驗，以及片中可見與不可見三位母親們的情感互動，成為這部紀錄片最感動人心也最發人省思的部分。
＊神明事務所／預告片／youtube／
在紀錄片中，透過乩童許一允，其實不只講述著單一乩童個人生命故事，也正碰觸到臺灣乩童文化最深層的面貌——家——長期以來，社會大眾面對乩童往往只停留在其行為本身，關注他們外顯的社會表現。有時候，神明附體看來煞似威風凜凜，誠然不知原來乩童也是有家庭生活，也是爹娘生、父母養，也有妻小、子女，也有著軟弱心靈，也需要神明依靠。當他們為一個又一個家庭服務，挽救別人天倫之樂時，他們其實正犧牲掉自己與家人共處的時間，更有些不足以為外人道之無奈。
臺灣許多地方的傳統乩童文化，有個非普遍但經常出現的儀式約定，當神明在大眾面前「掠」到乩子以後，並非執意要用就能使用，有時還要先經過父母、妻子等家庭成員的同意，接著再向「九玄七祖」擲筊，亦即取得已逝去的家人、祖先們應允，神明才能正式對乩童本人進行訓練，並使用這帶有天命的乩身。顯然，傳統社會其實對乩童身份，特別重視公共關係、人倫親情的關照，乩童不僅僅是神明挑選，更是地方社會公認的儀式專家，與今日許多以個人靈修為核心的通靈、靈乩完全不同。再者，乩童代表的個人與家庭、家庭與社區間的互動關係，並非今日媒體所見這般污名滿溢。
臺灣傳統乩童文化之所以飽受各種批評、質疑，其實與政府在戒嚴時期為了進行社會控制有密切關係。經常透過國家機器發布攻擊民間信仰與批評乩童的文宣，比如，1977年由臺灣省政府與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編印的《迷信害人知多少》，就將乩童視為核心整肅對象，杜撰故事，措辭嚴厲地批評「乩童害人」。
在更早期以前，各地方政府甚至組織警察與地方社會頭人，推行改善風俗制度。1948年《公論報》當中，就有特別報導恆春警察命令乩童、法師、響婆列隊遊行，同時強迫這些在地方社會中具有公信力的儀式專家，向民眾高呼「破除迷信」口號，另也辦理宣傳大會，鼓吹不要迷信。
＊神明事務所／全片／Giloo線上觀看／
縱然解嚴以後民間信仰一度呈現大鳴大放狀態，但科技理性凌駕於生命情感經驗，知識菁英經常去脈絡化地攻擊民間信仰，不僅將乩童看作無稽之談，甚至斥為一種精神疾病。尤其，早年研究者習慣從精神病理角度，以宣稱「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乩童，卻經常忽略生命意義與精神、思想存在的重要性，當然，更多失去的部分，則是有關乩童作為地方社會文化構成的指標；去脈絡的研究並不單純只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視野差異，背後或許還涉及到威權政治與封建社會的思想禁錮。長期以來的結構性歧視，使得許多人早就遺忘這個文化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進而產生距離與排斥。
乩童不僅僅是神明的「代言人」，從宗教角度言之，神明降下來那一刻，每一位乩童其實就是「神」。他們因為天命而把身體渡讓給神明，成為神明的乩子，並犧牲自己，讓神派遣祂的孩子來照顧每一個家庭，使社會「天下太平」，但他們時常也得代表神靈，背負著濟世服務的勝敗，無論你是否有虔誠信仰，每當神明透過乩童為信徒們處理圓滿並有良好結果時，人們大多會認為是神威顯赫而不會歸功於乩童；反之，若有出乎意料的不好結果時，往往則由乩童承受責難，卻忽略無常生命背後那些命與運的牽絆。
我們習慣將所信所愛寄託給無形的神，而將有情眾生的苦果託付給乩童；冀望神通的同時，或許我們的信已經可以超脫生死，只是被庸俗凡事纏繞著心靈，無法感知。神差遣祂的孩子來到世間，恐怕不是要定人們的罪，而是為社會群體承擔一切的罪與罰，以見證神聖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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