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賴總統在公開場合警示國人中共於北戴河暑休期間討論對台介選之策略，引起輿論質疑。此外，有媒體於陸委會例行記者會上，以「特工」、「偷聽」等詞彙進行提問。此種看似幽默、實則去脈絡化的提問方式，除了暴露出台灣需要對情報學投入基礎素養教育，也同時提醒吾人，媒體從業人員在政治傳播的場域裡有可能淪為認知被操弄的受害者，或弱化民主韌性的行為者。
將情報搜集簡化為「偷聽」的語彙，反映出一種過時且通俗小說化的情報觀。在現代情報學的理論框架中，情報的蒐集已不再依賴單一、神秘且具神話色彩的「線人」，而是透過全源情報（All-Source Intelligence）進行交叉比對與研判。毋寧，情報網絡包含：人物、事件、訊號、影像、公開來源等多個面向。威權國家（如中共）的決策體制固然具有封閉性與黑箱化的特質，但其政策往往可溯源特定菁英意志的貫徹。此外，階級制度明顯的政黨必然會透過層層體系下達與貫徹領導人的意志，因此情報單位與研究機構所能掌握的，往往是威權菁英意志在佈達與執行前所釋放出之「跡證與警訊」（Indications and Warnings）。職是之故，將國安體系對中共介選的警示或相關研判簡化為「偷聽」，是對當代情報研判專業的理解不全，也是一種稻草人謬誤；即透過言說一個過時之情報模式，對政府做出的國安情勢判斷進行質疑，進而淡化中共介選的事實及對我國民主政治之侵擾。
從政治傳播學與偽資訊研究的視角觀之，威權國家對民主國家選舉的干預，其終極目的往往不在於「確保特定候選人必定落選或當選」，而是旨在削弱民主社會中的大眾對其政府之信任，並盡可能製造民主社會的極化、分歧與內部對立。換言之，威權政體透過所謂的具說服力之否定（Plausible Deniability)，蓄意引導民主國家的選民對政府一些防範風險升高的預防性資訊加以合理懷疑，並利用情報舉證困境的本質，形塑政府「似乎」自導自演的假象。
值得注意的是，國安屬性的情報若政府公布過多細節，將暴露情報來源與搜集管道，易對國家情報網造成不可逆之損害。其次，若政府基於保密原則僅做「方向性」警示，將易被媒體解讀為「證據不足」，甚至進一步被反對黨建構為「操弄政治恐懼」或「誇飾國安風險」。然而，對嚴肅的國安預警降級或是進行諷刺，無異於在民主社會築起一道訊息隔音牆，使得台灣民眾容易低估中共介選的實質威脅，並在相當程度上懷疑台灣政府情報研判的專業。
然而，基於防衛性民主的需求和必要性，政府不僅應向公眾揭露境外敵對勢力的可能危害或侵擾，以期負起「揭露與預警」之責，更應積極提升公眾對於認知作戰與假訊息的「免疫力」。媒體作為民主社會的第四權，其角色固然包含監督政府，但亦應將此身分建立於客觀事實與專業報導之上，才不會喪失媒體維護民主多元性的真諦。
因應中共加諸於台灣已經常態化之認知戰和介選，台灣的媒體從業者與大眾傳播工作者有必要精進對國安事務與情報的認知，理解政府行政上的責任與困難，避免以諷刺性或戲謔型的詞彙來定性政府的作為。當然，對於媒體專業理性的提問、監督和質疑，政府有責無旁貸的回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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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中興大學國政所 譚偉恩教授
責任編輯／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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