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專欄:台北市民,為什麼?

圖、文/上報

民主選舉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政治人物放在高強度的公共檢驗之下。每天的媒體追問、議會答詢、政策攻防與突發事件,一句沒有準備好的回答,一個遇到麻煩時的第一反應,都會被記錄、播放、比較。這種環境對政治人物未必永遠公平,卻給了選民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不必只聽候選人告訴我們他是什麼樣的人,而可以從一次又一次真實反應中,看見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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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尤其如此。蔣萬安是現任市長,沈伯洋是挑戰者。幾個月下來,兩個人幾乎一直處在媒體與公眾的密集檢驗之下,我認為台北市民已經有相當充分的材料,對兩個候選人做出比較。
 
我不是台北市民,沒有這一票,最後如何選擇,當然應該由台北市民自己決定。但是台北市長從來不只是一個地方首長的位置,今天台北人選出的市長,明天完全可能成為全台灣人共同面對的總統候選人。因此,我沒有這張選票,卻仍然想從一個台灣公民的角度,說說我的觀察。
 
如果暫時把藍綠、政黨,甚至統獨與兩岸立場放到一邊,只比較兩個人的政治人格、政治養成、公共事務經歷、責任感與格局,我得到的結論是:沈伯洋是更適合擔任台北市長的人。可是目前較可信的民調仍然顯示蔣萬安領先。所以這篇文章真正想問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台北市民,為什麼?還是說,答案就在藍綠、政黨、統獨與兩岸立場?
 
我與蔣萬安、沈伯洋兩人都沒有私交。但人的教養並不一定需要多年深交才能感受到。一個人怎麼聽別人說話,怎麼回應不同意見,怎麼對待沒有必要討好的人;尤其在受到攻擊、被質疑,甚至有機會羞辱對手的時候,還知不知道分寸,往往比競選廣告更能說明一個人的政治人格。我的感受很清楚:沈伯洋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
 
從這幾年、尤其最近幾個月公開呈現的言行、議會答詢與面對爭議時的反應,我至少沒有從蔣萬安身上感受到沈伯洋讓我很容易感受到的那種教養與分寸。
 
但政治人格不只是教養,我認為評價政治人物的標準不僅應該看他取得權力之後做了什麼,也應該看看權力找到他以前,他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沈伯洋進入政治以前,做研究、教書,投入資訊戰、認知作戰、民主防衛與民防韌性工作;進入國會後繼續處理國安與民主防衛議題,也因此受到北京政權的制裁與跨境法律施壓。我並不因為一個人被中共制裁,就自動認定他是一個好政治人物。我在意的是,當一個人選擇做一件他認為正確的事情,而這件事情真的開始讓他付出代價時,他有沒有退縮?責任感不是一個人說自己願意承擔,而是承擔真的開始有代價的時候,他還在不在。
 
再看政治養成。沈伯洋沒有擔任過行政首長,這當然是他的弱點,我沒有必要替他迴避。但是2022年蔣萬安參選台北市長時,同樣沒有行政首長經驗。因此真正值得比較的,不只是誰有經驗、誰沒有經驗,而是一個政治人物如何面對自己經驗的不足。
 
沈伯洋參選之後,很清楚自己原來的專業不是都市治理。他沒有假裝什麼都懂,而是向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請益,研究交通、住宅、財政、產業、育兒、社福與城市治理。他說過,沒有人是全能的。我反而欣賞這種態度。政治領導人最危險的從來不是有所不知,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而知道自己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種格局。
 
我也愈來愈在意發生在蔣萬安身上的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單獨來看,它們或許都不足以構成多麼嚴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格,往往不必等到驚天動地的大事才會顯現,而是在一次又一次面對利益、責任與選擇時,逐漸形成的。因此我真正關心的,不是哪一件事情構成違法,而是把這些事情放在一起之後,我們究竟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選舉補助款、鳳梨釋迦、庇護工場,以及自己的孩子參加市政府教育局名額有限的交換學生計畫,單獨拿出來,都可以用「合法」、「符合規定」、「經過程序」回答。我也沒有指控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違法。恰恰因為如此,我真正想問的並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人格與權力倫理的問題:一個掌握公權力的人,對自己的要求難道只需要到「沒有違法」嗎?
 
法律只是底線,不是政治倫理的最高標準。普通公民可以問:「我有沒有資格?」掌握公權力的人卻應該多問一句:「即使我有資格,我拿了合不合適?」權力愈大,自我節制的要求就應該愈高。
 
所以我才會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台北市民,為什麼?也許你們認為蔣萬安這幾年的市政成績足以超過我上面的比較;也許你們認為沈伯洋沒有行政首長經驗,是不能忽略的風險;也許你們認為台北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改變。這些都是正當的答案,我願意聽,也尊重。
 
但是,如果是能力,就比較能力;如果是教養,就比較教養;如果是責任感,就比較責任感;如果是政治養成,就比較政治養成;如果是格局與公共貢獻,也請把兩個人的人生履歷攤開來比較。
 
如果你是一位國民黨支持者,我還想多問一個問題:你們選擇蔣萬安,真的會讓國民黨變得更大嗎?蔣萬安今天已經不只是一位台北市長,他是國民黨最受矚目的政治明星之一,也是未來總統大選很自然會被討論的人選。台北市民每一次給他的肯定,都可能繼續把他推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但是,讓蔣萬安變大,和讓國民黨變大,不是同一件事情。如果國民黨希望重新取得中央執政權,它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能守住基本盤的政治明星,而是一個能讓原本不支持國民黨的人重新考慮這個政黨的人;一個能讓中間選民相信這個政黨正在變得更成熟、更現代、更有能力,也更值得把國家交給它的人。
 
蔣萬安做到了嗎?這些年他的政治聲望上升,究竟代表國民黨的支持面因為他而擴大,還是只是「蔣萬安」這個人的政治資產正在擴大?如果你真正關心國民黨的前途,我想請你問自己:你希望國民黨只是繼續贏下台北,還是有一天重新贏得台灣?
 
如果能力、教養、責任感、政治養成、格局與公共貢獻都比較過了,甚至連誰更可能讓自己支持的政黨變得更好都想過了,而你的答案仍然是蔣萬安,那麼我真的想知道:你們究竟在蔣萬安身上看見了什麼,是我沒有看見的?
 
如果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那麼另一個更加令人不舒服的問題,就不能永遠迴避:是不是因為他姓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的爸爸決定改姓蔣,而他自己也選擇跟著改姓蔣?
 
我沒有興趣討論DNA,也不想參與蔣萬安究竟是不是「蔣家第四代」的爭論。父親決定姓什麼,本來就不是兒子的責任。但是一個成年政治人物既然選擇承接這個姓氏,以及它所帶來的政治資產、歷史想像與選舉紅利,那麼公眾當然也有權利做一次思想實驗。
 
也把藍綠、競選包裝與政治光環暫時拿掉,把蔣萬安和沈伯洋重新放在一起。看看權力找到他們以前,他們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什麼樣的人;看看他們怎麼對待別人、面對利益、承擔責任,怎麼面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又願意為公共利益付出什麼代價。然後問自己:我希望哪一種人格的人掌握權力?
 
我沒有台北市長選舉的一票,這場選舉的結果當然由台北市民決定。但是請容許我們這些沒有這張選票的人也提出這個問題。你們今天選出的固然只是一位台北市長,但你們今天所選擇、培養、推向更大政治舞台的那個人,有一天可能成為我們大家共同面對的總統候選人。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台北人的事了。
 
所以,台北市民,為什麼?
 
※作者為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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