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往前，我們可能都萬萬沒想到另一半是恐怖情人。如果把親密關係暴力視為家務事，那暴力的本質就永遠不會被改善。讓我們看親密關係中，其實需要哪些執法者、警察，和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力量？
繁華的車站前，躺著一名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原本一如往常的中午，她在 JR 桶川站前被一位男子刺傷倒地，最後不治身亡。這便是1999年時，在日本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桶川事件」。
雖然案發後警方及媒體都如臨大敵而嚴肅面對此事，但對於詩織來說，一切似乎都來得太晚了。那未能及時阻止案件發生的悔憾感，讓人驚覺法律與執法者在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與騷擾之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
│被監視與騷擾，但是執法者不管？│
事件受害者詩織，某天被兩個男子搭訕，之後也跟其中的小松和人交往。一開始感情還算順利，但在幾個月後，當詩織拒絕和人瘋狂送他禮物時，和人突然暴怒要他收下，這是詩織第一次發現和人情緒十分不穩定。
和人雖然沒有肢體上的暴力，但給詩織精神上的壓力日益增加，比如每半小時打給詩織或他的家人朋友，監控他的生活；若不順著和人的意他就大吼大叫。最後詩織提出分手，和人當然不答應，不只監視及騷擾的行為升級，還說他會逼瘋詩織、讓詩織父親失業，並四處張貼誹謗詩織的傳單等等。
故事進展到這裡，小松和人很明顯就是個「恐怖情人」。於是詩織錄下和人各種瘋狂的威脅話語，打算向警方求助，但那時警察的反應並不一致：年輕警察說這是恐嚇，但中年刑警卻認為本案不會成立，還說：「收了人家那麼多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這種男女問題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總而言之，警方一直把和人的行徑定調為情侶吵架、男友正常能量釋放。詩織就算正式報案提告，警方行動依然散漫，在詩織被殺害之前，都沒有任何積極介入。
在命案偵破，警方的無能被揭發後，縣警本部長也說了，要是警方能好好調查，或許就能避免這種結果了。說到底，應該保護人民安全的警察，在面對這種情況時始終認為：法不入家門，情感糾紛警察不能也不該插手？
│這不是家務事，親密關係暴力，也是暴力│
這種認為「親密關係」中的問題，沒有嚴重到需要警方插手的觀念，其實低估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現象。有文獻指出，在日本通過《防止配偶間家庭暴力及保護被害者法》後，日本警方統計出全國家暴的通報案件數為 3608 件，隔年案件量為 14140 件，之後數年至 2010 年每年以兩千多件案量增長。
那台灣的情形又是如何？根據衛福部統計，家暴事件通報的數量，從 2005 年的66080件，到了2018年有138637 件，增加一倍有餘。再看細一點：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這類型的通報次數，從 2005 年的 40659 件，到 2018 年已經增加到 65021 件，都佔了每年的家庭暴力通報案件中的一半以上。
從這些數據的數量及增加幅度，可發現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問題的嚴重性及隱匿性。回到「桶川事件」，若警察當時能認知到親密關係中，也可能會發生嚴重犯罪，並拋棄類似「法不入家門」的想法，便有可能採取更積極的做法，避免悲劇發生。
│所以，被跟蹤騷擾了應該怎麼辦？│
事實上，恐怖情人或陌生人跟蹤騷擾的問題由來已久。不只日本跟台灣，早在1990年，美國加州就通過世界第一部針對跟騷的《反跟蹤法》，隨後英、德、新加坡等也陸續立法。以日本為例，有統計指出，日本 20 到 30 歲的年輕女性，平均 4 人就有 1 人有被跟蹤騷擾的經驗。再根據媒體報導，日本 2013 年就有超過兩萬名跟蹤狂。
「桶川事件」便是日本立法的契機，在事件過後，日本國會在 2000 年通過了《跟蹤騷擾防治法》，防止各種糾纏行為，如打電話騷擾、在被害人常出現的地方監視等。
在台灣，為因應恐怖情人的問題，《家庭暴力防治法》多次修正。2007 年把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法的適用，2015 年新增「恐怖情人條款」：若遭受肢體或精神的暴力，可以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並尋求相關單位的協助與保護。
（授權自法律白話文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