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到北檢說明三件有關「言論自由」的告訴。經過偵訊後，我對案情總算有了初步的了解。未來幾天，我會把相關證據交由律師提供給檢方。
正面迎戰這三起訴訟後，我得以光明正大踏出國門！
我隱藏身份多年，不論遭受多少污衊，都不願意出面。這次我願意露臉，是基於一個法治信念：「人民有提告的權利，也有被告的義務。」
這個「法治信念」在北檢得到驗證。在應訊過程中，有位檢察官當庭對我說：「被告與原告一樣大！」
沒錯，被告與原告的法律權利相當。在法院判決前，訴訟雙方並無「善、惡」之分。
問題是，一般人缺乏這個法治認知，把被告當成一件羞恥的事。錯誤的認知給予政客有機可乘，藉提告逃避輿論的監督，甚至利用提告製造清白的假象。
為了不讓對手混淆視聽，我決定現身面對這三起官司。這幾天，有幾個朋友問我：「值得花這麼多時間與金錢陪這些人玩嗎？」
這是我的回答：「言論自由與毀損名譽，或捍衛名譽與提告作秀之間，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線。只要能讓這個界線更明確，我花費的時間與金錢絕對值回票價。」
我相信在這三起官司落幕後，台灣的民主與法治都會更進步。如果我敗訴，公共評論者會更小心。如果我勝訴，提告作秀者會更小心。不論結果如何，台灣社會都是贏家。
這次回到台灣，除了正面迎戰訴訟之外，陪媽媽是另一個收穫。
媽媽走過白色恐佈年代，最擔心我在外面亂講話。我還在台灣唸書時，每次離家媽媽都會叮嚀：「飯多吃一點；話少講一點！」
這次回來，我頻繁上台北，不是上電視，就是到地檢署報到。媽媽對自己的兒子有信心，根本沒有詢問案情，只問我得罪多少人。她的好奇多於擔心，顯然已走出白色恐佈的陰影。
民視對我的專訪播出時，我和家人陪媽媽一起觀看。她不時轉頭看我，好像在進行比對，次數多到要弟弟提醒她專心看電視。訪談結束後，媽媽笑著問自己：「我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兒子？」
昨晚出發到機場前，媽媽又進入嘮叨模式，叮嚀我「車子開慢一點」。我只有點頭稱是。其實我最想說的是：
「你的兒子會光明正大的踏出國門，不會為了躲避官司，逃到美國當通緝犯！」
本文轉載自：翁達瑞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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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達瑞（陳時奮），美國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劉致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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