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身兼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的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說，本場活動跟過往不同，邀請到「台灣學生聯合會」來共同主辦，同時搭配台灣學生聯合會暑期營隊「學生自治經驗傳承」的宗旨，籌劃這場「傳承與接棒」的分享會。董思齊表示，學生為何要求自治？就是希望能在關乎自身權益之處，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謂的自治。不論是消極的不想被別人管（self-governing）或是積極的追求自律（autonomous），都是民主的實踐。而目前台灣與世界先進國家最重要的連結，就是台灣的民主成就。
董思齊說，事實上台灣是世界上少數能跳脫中等所得陷阱的國家，同時完成經濟轉型與民主轉型兩大艱難工作。對現在的青年來說，現在台灣的民主就像是空氣、陽光、水一樣，是很自然的存在。但事實上民主從來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透過不斷地爭取才得到的。雖然每個時代所面臨的課題或許有所不同，但若觀察台灣近代政治史的發展，在每一個關鍵的政治時刻，學生不服從或青年不服從，扮演著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先鋒、帶動著政治生態改變的力量，不斷地透過衝撞體制來讓台灣的社會變得更好。也因此本場次活動，希望能透過這些學長姊經驗的分享，讓他們寶貴的民主經驗能不斷地能傳承下去，也期盼能不斷地能有人繼續接棒下去。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指出，相對於傳承與接棒，更重要的應該是要創新。關於台灣青年在民主發展中角色的最大辯論，是學生是否只需要關心校園的事情，但其主張應該要打破校園的圍牆。民主是人民作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不只是程序而是實質。台灣已經從程序民主進到實質民主，不管是誰執政，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能不能提升尊嚴或福祉才是最重要的。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台灣希望邁向正常國家及完成轉型正義，人跟人、人跟社會、人跟環境，才是持續需要面對的問題。民主不限於校園，如同當初野百合時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出在萬年國會，社會最根本的本質問題，需要親自面對，不需要別人定義，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校園的圍牆。
林佳龍表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形成社群，讓民主政治變成更好的責任政治，有待專家的努力。現今的社群媒體，四十歲以上及以下接觸的資訊來源不同，許多公共事務現今在校園內討論比外面還多。資訊取得不是問題，而是同溫層與分眾化、多元及極端化，導致溝通對話越來越困難，反而是年輕人比較能達成不同的對話。野百合與太陽花世代關心的議題不同，方式也不同，其實不需要完全的學習。關心公共事務最重要的是要有熱情、讓社會更好、聚焦在有意義的議題上。校園是一部份，但邁向正常國家、二次政治改革，包含責任政治，讓取得權力的人更負責任，都還有很多需要做。從身邊形成多數意見，再放到社群或媒體，不只是被影響或校園內討論，怎樣會更好？期許更有熱情、積極，糾結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發聲。
學運出身的立法委員范雲，是野百合運動的總指揮，也是太陽花運動中街頭民主教室的發起者。她指出，自己是在1986年進入大學，台灣尚未解嚴，當時無法想像有一天可以走到體制內。學生運動裡最重要的精神是平等，談傳承其實是違反學運精神的，學生運動的傳承具有公共性，透過議題的累積成為公共資產。學生會長不只是做學生自治，沒有民主國會就沒有民主大學，過去在野百合時期，當時的政權是用大中國來框架不能有民主國會，所以圖騰必須要用台灣本土性的代表。
范雲提到，自己之所以參與太陽花，是認為如果沒有辦法守下來，台灣將跟香港一樣，不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事情。台灣想要有進步的政治，不管是社會民主還是政治民主都需要過半。進入體制內的政治工作者要擔任良好的橋樑，取得公民社會跟內部人士的信任，如果連結斷掉，政治就無法前進。台灣歷史非常幸運，在25年內有兩個大型社會運動，在關鍵時刻幫台灣往前衝，而且都是喜劇收場。雖然理想上每個學生都要關心學生自治，但現實上非常困難，能夠推動社會槓桿的都是少數人，運動的承擔與反抗的承擔需要訓練肌肉，鼓勵大家從學生時代就開始訓練，到3、40歲的未來需要靠在座的學生。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理事長、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提到，年長的人都會回想過去台灣不同的時刻，而自己不管是學生時代或是學生時代後，其實都沒有太多政治的參與。在政治的社會發展中，相對於中高齡世代，青年未必代表進步，但一個社會要走向真正的民主開放，不能沒有青年人的支持與支撐。年輕人需要先從關係、意念中尋求解放，台灣還有很多需要努力，從社會如何看待年輕人，及年輕人如何看待自己及社會的關係。不同世代對於自己生活的期許、生活方式，看法截然不同，根據美國的研究指出，那種非常強調教育重要性，但認為尊敬長輩最重要的人，時常是威權的支持者。不管作為哪個領域的支持者，都應該先從真正的平等做起，不應該只是容忍，而要真正尋求解放。家庭、性別、勞資、政治都是文化的反映，不可能一方特別高壓卻另一方特別民主，不論有沒有參與學生組織，都要從真正尊重別人、尋求共識開始。
台南新芽協會理事嚴婉玲指出，出了台北的學生運動現場常常不容易被看到，包含太陽花、野草莓都是在台北，因為記者也都在台北；非台北的學生組織，資源相對於台北的學生少，資源相對貧乏，很難接觸到議題；越偏鄉的地方，在階級上越容易是弱勢，很難有空間關心到公共議題；對地方政治的不瞭解，一般人時常覺得自己與地方很遙遠，以上都是非台北學生沒有辦法去關注的原因。而解決的方法，則是應該找出議題跟自己的關聯性，自己願意做些甚麼；找到參與的方法，出了台北後，學校與社區的關聯性是甚麼、連結有多強；重點不是想做的事情，而是社區需要的事情；運用網路的串聯，讓大家更有感知。2023年總統大選前，似乎現在的年輕人不太願意支持執政黨，其實是正常的，同樣的氛圍也在2008年出現，關於社會上的氣氛，這個時代有很多不同的借鏡。
Y’s Day「週三青年日」第15場今（23）日舉行，為「看見台灣系列」的首場活動，主題是「傳承與接棒－青年在台灣民主發展中的角色」。（圖／民視新聞翻攝）身為青年世代政治人物代表的黃捷提到，關於體制外走到體制內是大人的滋味，自己身有同感。過去之所以參與運動，是認為就算不能改變甚麼，但上街頭還是能傳達自己聲音，要讓社會聽到年輕人的聲音，有衝撞的勇氣非常重要。鼓勵現場在座的學生，當時代派任務在你面前，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渺小，覺得自己有使命就不要害怕。從體制外到體制內最大的改變，是抗爭的人變成被抗爭、罵人的人變成被罵。政治責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政治人物要負責任，之所以從政之後講話變得保守，是因為要可行、評估。自己成為民代後，光是地方會勘就需要六次，要回到地方，就要展現決心、負責任。人會來來去去，但會留下的是台灣，期許為土地著想，用行動為台灣付出。
台灣學生會聯合會秘書長黃亭偉認為，學生代表的一舉一動，都在影響著同學與校園生活。在校園內要更創新、更進步價值，但也要想到自己手中的權力，要警慎使用。1940、5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希望反思納粹對社會的影響，卻被要求學生不要涉入政治，而台灣經過六、七十年，卻還是跟當時的德國差不多。五、六十年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前人對抗威權、甚至要流亡海外；抵抗中國，保護本土產業，這些運動的努力不應該被消失，應該轉為其他能量存在學生運動心中。大學是社會的前哨站，未來的社會就是現在大學的樣貌，如何持續進步就是學生會議的責任。
黃亭偉說台灣社會需要的東西、如何讓社會更進步，應該先實踐在校園內，現在的我們就要形塑未來的環境。現在是承平的時期，學生運動隨著社會起起落落，應該把這些能量轉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性別或是動保議題，每天的日常中去實踐，才可以告訴社會，因為補助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應該要站在最光明的地方，告訴台灣社會自由、平等的意涵，落實在每天日常，才是引領國家的青年該有的角色。
與談結束後，主持人和青年們也針對反南鐵東移、學生運動遭遇的抹黑、體制外到體制內角色心態的轉變、多元價值與單一價值的取捨及說服等提出問題，與談者也深入地一一分析與回答。
Y’s Day「週三青年日」第16場活動，將於8月30日晚上18:30舉辦，地點在思享森林咖啡館（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45號2樓之1），這是「認識中國系列」的第6場，主題是「和諧社會還是風險社會？經驗者眼中的中國現在進行式」，邀請《新新聞》副總主筆林庭瑤、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馬準威、ETtoday新聞部 大陸中心主任魏有德、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林育任與經濟民主連合組織部主任陳佑維進行與談，報名連結請參考「台灣公共策益臉書粉絲團」，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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