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宗翰
圖／陳怡穎
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台灣人因為特別喜愛「祭拜」，什麼神、什麼鬼都會祭祀，尤其每逢秋冬，都有一連串酬謝神明的「謝冬尾」祭典。然而，忙於祭祀的台灣人，卻始終忽略在供桌上為神靈舉蠟燭燈臺的：「燈猴」，忘記特別祭祀酬謝祂的辛勞，因此令燈猴特別不悅。
有一次冬至時節，燈猴特別上奏天庭，向玉皇大帝告狀說台灣人浪費食物，將湯圓拿來遊戲，黏在窗臺娛樂，完全不知感恩。玉皇大帝因此震怒，決定要懲罰台灣人，於是發布天旨，要讓台灣島沉入海底。
眾神明聽聞以後，都感到相當不可思議，於是紛紛勸阻，但玉帝旨意已決，苦勸無效。就在年底尾牙之時，台灣人進行最後一次酬謝土地公的祭祀，土地公於心不忍，於是告知民間百姓，台灣島即將沉沒，要大家趁早準備，另一方面也向觀世音菩薩求情，請求協助，此時天神相聚天庭，向玉帝求情。
在人間的台灣百姓，因得知台灣島即將毀滅，不忍眾神受累，於是焚香奉請眾神返回天庭，隔日，天神見民間「送神」後，缺乏神靈庇護，所以派遣天兵天將下凡鎮守，於是這就成了日後「二四送神、二五神下降」的由來。
由於台灣人各個在「年關」將至時，依然虔誠求神拜佛，也有民眾在小年夜時祭祀玉皇大帝，玉帝受到觀世音菩薩與眾神求情，再加上民眾祭祀虔誠，聆聽了民間疾苦聲音後，決定收回旨意，特赦台灣百姓。
此時民間還不知情，百姓宰雞殺鴨進行祭祀，藉以告別諸神與祖先，晚上烹煮食材，與家人共進最後的晚餐，晚宴以後，將錢財分給家人，以期黃泉路上可用；接著全家一起守候在即將面臨滅絕的夜晚，準備共赴黃泉。
意想不到，天亮以後台灣並沒有沉入海底，全家人安然無恙，於是焚香酬謝神靈庇佑，始為「開驚」之習俗，出門互探鄰人平安與否，見面互道恭喜，並至寺廟祭祀，成了後來的「走春」；隔日為確認娘家平安，於是「轉外家」探訪親戚，到了第四日，趕忙將眾神迎請回來，就是日後的「初四濟神」的由來，第五日確認全島平安無事後，又開始恢復平常的工作了！
這則精彩的民間傳說，無疑就是台灣版「最後的晚餐」，最早的文字出現在1936年李獻章出版的《臺灣民間文學集》書中，後來日人金關丈夫編輯《民俗臺灣》時，也有人討論記載。到了戰後，胡萬川教授推動各縣市進行民間文學採集時，分別在清水、龜山等地區都有收錄到，甚至龜山版本的傳說中，還提到「 十二月二九暗乎，會大地動啦。抑算講歸的人攏會死」，版本雖然各有些微差異，但是將過年看作是即將地震、沉地，台灣人面臨「毀滅」與「重生」的橋段，卻是共同的脈絡。
故事中的燈「猴」與「地震」，都是台灣常見的自然景象，遠較於「年獸」如此大型動物，恐怕還要貼近台灣人的生活。
台灣沉地傳說的消失，與戰後教育體制密切相關，在教科書版本開放以前的節日教育，大抵僅有兩個，一是過年，二是端午節。過年由來源自年獸故事的說法，最早版本就是來自教科書；事實上，總覽全台灣各時期民間傳說採集，以及文獻史料，乃至於口述訪談，可以發現年獸故事並非根源自台灣的傳統，坊間民間故事書的年獸故事，絕大多數是受到戰後官方民族主義宣染影響，版本傳抄而來，相近的案例，在端午節起源環繞著屈原故事裡也可看見，這使得我們對台灣民俗的認識，跳脫在生長環境以外的想像世界，面臨文化「失語」的窘境。
沉地傳說完整交代了台灣過年習俗始末，包含「圍爐」、「紅包壓年」、「不睏」（守歲）等等，而上述兩種自然環境特點與細節，則可看出這則過年由來具有強烈的台灣性格，同時表現著台灣人面對島嶼空間的想像。
更值得注意是，傳說故事裡，面對歲末年終空間即將毀滅的時刻，人們開始珍惜這段僅存時間，開始一連串儀式行為，為「赴死」做最妥善的準備，而不是失序破壞，這種連續性行為儀式的情節，正反映著人們對此空間的依存感，也藉此凸顯此年關時節的重要性。
民俗生活的時間與空間意涵，往往超脫凡俗概念，「人間」與「天庭」對應「世俗」與「神聖」，雖然有所間隔，卻是「人神共體」，互有靈通。傳統社會中，透過儀式進出神聖世界，是宗教人與常民百姓必然共有的生活法則。
同時，神聖世界的想像，也與常民世界具有相同的模式背景。我們不僅能看見台灣過年傳說表現著農業社會時期，漢人面對台灣生活空間的體認，也涉及漢人移民在此落地生根以後，對此地產生了何種新的世界觀。同時，我們也能透過這個傳說，與過年儀式的諸多對應，了解到節日時間之所以能不斷地逆反循環，即是為了要透過各種儀式習俗的反覆祝聖，來求得生活空間與個體在面對宇宙循環的和諧與寧靜，這種空間依存與時間祝聖的緊密互動，恐怕就是所謂的「著根台灣」。
感謝觀世音菩薩與土地公，感謝玉皇大帝與諸神，與我們一起守護台灣土地。
本文和 民俗亂彈 合作，文章原文 連結 於此。
（民視新聞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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