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怡農透過臉書指出，自己參加一個民間跨單位的記者會：由《沃草》宣布「積極行動指南」計畫。這個專案的目標是，如果台灣和外國發生軍事衝突，將民眾須要具備的應變知識與資訊，全部免費上網，分享給社會大眾。
吳怡農因為認同它的核心理念，因此支持這個行動，降低國安知識的門檻、讓更多人參與國家安全的工作。出席記者會的各單位，從立法院民意代表、到非營利組織、到公司展現了台灣民間的力量。台灣若要安全渡過當前的難關，就必須充分發揮我們的社會力。
吳怡農在記者會表示，面對著國家安全的挑戰，民間早就動起來。政府與決策者也應扛起責任，清楚地說明國安威脅、以及應對的策略、政策、和作為。也讓社會大眾知道每個人在危機時期應該做什麼。有「準備」才不會恐慌；有「準備」才能確保和平、才能持續台灣的經濟繁榮。
吳怡農提到，幾天前國安局長安排媒體專訪，強調「中共現在還沒有能力侵略台灣」，可是卻沒有提到他判斷中國什麼時候可能有這個能力、或是會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當一個國家面臨危機，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卻這樣說，「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政府必須面對現實，做好風險管理：如果中共在三、四年內，有可能相信自己有侵略台灣的能力，我們必須提前做好準備，才有機會避免災難。」
幾小時之後，吳怡農受到「國安人士」在媒體上的匿名指教，說他貶低國安局長、批評吳怡農發言「廉價」。政府官員用這種態度和語言來回應嚴肅的質疑，這種示範更是令人遺憾，歷史顯示，當情報單位面臨政治壓力、或把政治考量作為其工作之一，它經常會把「政治需求」變成「情報研判」。近年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國前副總統錢尼，施壓美國情報單位，誇大伊拉克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分析。
情報單位並非永遠都對；當他們判斷錯誤，代價是無數的人命。國安局長這次在專訪中的發言，凸顯兩個邏輯上的問題。他假設戰爭與衝突，是經過理性分析後才會發動的。但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沒有人能想像歐洲會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更別說斐迪南大公遇刺的單一事件，在短短的四年內會導致千萬人的傷亡。
另外，國安局長僅表示「就客觀環境來看，中國並沒有武力犯台的能力」，但反而迴避了更需要情報單位研析的問題：解放軍要多久會具備侵略台灣的能力？萬一習近平認為已經具備了這個能力呢？或是，若在具備完整的能力前，習近平認為他必須採取行動？
國家安全不應該立基於「對方還沒準備好」。社會期待我們的領導人與決策者告訴我們：還有多少時間，要做出適當的投資與應對，讓我們不斷做得更好，讓敵軍永遠沒有這個能力？提升民心士氣、避免失敗主義，才是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或許因此，兵役內容的重建、軍隊兵力結構的調整、軍事訓練與教育的重視、軍中文化的改善等等實質的改革，一直未能獲得相對應的重視與投注——不急迫、也不值得得罪既得利益者。」
吳怡農認為國家安全對全民是無比重要的議題，應該看到更透明的討論；「國安人士」的薪水來自納稅人，公開對人民釋疑應該是比較恰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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