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媒體Real Clear Defense於9日
報導，在美國對伊朗發動的「史詩怒火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下，伊朗的防空系統崩潰、海軍遭到重創、最高領袖被殺。即便如此，伊朗仍頑強地保有封鎖荷莫茲海峽的能力。這個戰略咽喉要道，每個月有將近500億美元的商業活動通過這裡，在美伊戰爭爆發後，船隻擠在錨地停泊，油價飆破每桶120美元，而美國雖然擁有強大的致命打擊能力，卻仍無法完全重新打通這段僅21英里（約33.8公里）寬的水域。
伊朗這種在狹窄海峽中如此難以被擊敗的戰略邏輯，正是台灣現在必須掌握的邏輯。這樣的邏輯主要聚焦的不是武器或戰術，戰爭最根本的本質與特性。
「統一戰爭理論」揭大軍無法擊垮小部隊原因
比起「不對稱作戰」或「混合戰爭」這2個被濫用卻又定義不明的詞彙，《戰爭的新藝術：衝突的起源、理論與未來》（The New Art of War: The Origins, Theory, and Future of Conflict，暫譯）提出的「統一戰爭理論」（Unified War Theory）提供了更精準的分析框架，能去了解荷莫茲海峽發生了何事。
這套理論的核心是「黏度」（viscosity），該詞彙在軍事用語中，是用來描述所有戰爭形式的基本特性。
而在戰爭中，一支部隊的「黏度」，取決於它的直接性（directness）、加速性（acceleration）、限制性（restriction）、集中性（concentration）與凝聚力（cohesion），即所謂的「DARCC」標準。而高黏度部隊的特點，是高直接性、集中性、凝聚性和限制性，但相對缺乏靈活性（agility），它們的優勢在於集中且持久的戰力，例如美國海軍或中國解放軍等傳統軍事單位。
低黏性部隊，例如游擊隊、特種部隊，或使用蜂群快艇與無人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則正好相反。這些部隊的行動是間接的、分散的、不受約束且高度靈活。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一種黏度狀態部隊天生就比另一種更好，因為每一種部隊的價值，都取決於衝突的具體情況，以及推動戰爭運作的動力。
關鍵的見解是，一支部隊如果屬於高黏度，將無法成功對抗低黏度的對手，並發揮其戰力和部隊，除非它達成「遏制」（containment），也就是消除低黏度部隊在靈活性上的優勢，例如透過奇襲、地形或包圍等方式。
在戰爭中，尤其是不對稱戰爭中，強大的部隊可能很難迫使弱小的對手正面交戰。要給予決定性的一擊，強者就必須先「遏制」弱者。如果沒有達成遏制，來讓高黏度部隊找到、牽制並摧毀分散且靈活的敵人，那麼高黏度部隊在能力上的優勢，就會變得毫無意義。
伊朗如何靠低黏度作戰 讓美軍陷戰略僵局
伊朗在荷莫茲海峽的作戰，就是教科書式的低黏度戰爭。2026年3月4日，在超過120艘海軍艦艇遭美軍攻擊摧毀的4天後，伊斯蘭革命衛隊宣布封鎖荷莫茲海峽，他們採取非傳統的低黏度手段：水雷、快速攻擊艇群、無人機與飛彈攻擊，以及迅速出現、又同樣迅速消失的登船行動；再加上，伊朗擁有主場優勢：事先部署好的裝備、對地形的了解、難以捉摸的行動方式，以及迅速恢復戰力的能力。
想要保障航行自由的美國海軍或空軍，卻都無法達成「遏制」。這片區域太大；威脅分布得太分散；偵測、追蹤與交戰都充滿太多不確定性。華府試圖用直升機來彌補「靈活度」，在局部地區建立能力優勢，但地理環境與載具平台本身的限制，讓這種調整仍以失敗告終；再加上，基於風險考量，美軍不願意把昂貴又容易被攻擊的驅逐艦、航空母艦等主力軍艦送進殺傷區（the kill zone），也不願對伊朗發動風險更高的地面入侵。
結果是，一支低黏度部隊只付出相對不高的代價，就迫使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陷入戰略僵局。
台灣抗中生存指南：分散、靈活的低黏度作戰
那麼這給台灣什麼啟示？中國入侵台灣本質上是一場高黏度作戰：解放軍必須集結大規模兩棲部隊，橫越100英里的開放水域，建立灘頭陣地，保護海上後勤補給線，並持續數週甚至數月支援地面部隊。這支龐大艦隊必然具有高黏性，因為對兩棲入侵來說，集中、凝聚力與直接性不是可以選擇要不要的，而是必須具備的。
因此，台灣的戰略要務，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高黏度入侵無法擊敗的低黏性威脅，並避免自己遭到解放軍牽制、摧毀分散、降低靈活度，達成「遏制」手段。
台灣必須把台灣海峽變成伊斯蘭革命衛隊在荷莫茲海峽打造的那種環境，由分散、靈活、低黏度的防守方，利用主場優勢，讓中國集結的大規模兩棲部隊進入一個必須付出高昂代價的殺傷區。
台灣政策正朝正面方向發展，台灣2025年《國防報告書》優先發展的項目，正如「台灣安全觀測站」（Taiwan Security Monitor）研究員奧康（Jaime Ocon）所精準概括的「三大重點：飛彈、水雷與遊蕩彈藥」。而台灣總統賴清德提出的國防特別預算，雖然被立院刪減了248億美元，但明確鎖定這些低黏度武器：雄風反艦飛彈、射程1200公里的岸防巡弋飛彈、無人艇，以及持續擴編的海鋒大隊，這些部隊將組成台灣新成立的濱海作戰指揮部。
這些武器若從台灣海岸線和外島分散、機動且具備存活率的位置進行大規模應用，將會給中國兩棲部隊帶來幾乎等同於美軍難以遏制伊朗的難題。
台灣應該透過機動、隱蔽的發射器，盡可能提高間接性與靈活性；透過分散指揮權，以及較寬鬆的交戰規則，降低限制性與凝聚力，藉此提高行動速度與生存能力；並透過分散式網路，以及訓練各部隊在脫離傳統、容易遭攻擊的指揮節點後仍能獨立作戰，盡可能提高分散程度。
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指出，分散台灣的指揮體系，與武器本身同樣重要。中央集權式的指揮架構，本質上就是高黏度；而面對中國無可爭議的能力優勢，台灣的指揮體系也必須變成低黏度。
美國智庫：台灣仍迷戀知名大型武器
不過，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2025年在台北進行的研究，發現台灣談論不對稱戰爭的說法，與制度現實之間存在令人擔憂的落差：台灣的國防體系「談起不對稱戰爭十分流利」，實際上卻仍迷戀具有聲望的大型武器系統。此外，一名退役將領甚至批評民防演習「全都是做做樣子」。這些都是心理與文化上的警訊，迫切需要修正，急迫程度不亞於任何武器採購不足的問題。
一支規模較小的部隊，如果能利用主場作戰，配備低黏度的工具、採取低黏度的戰術，由真正的戰鬥意志支撐，同時又不讓對手達成「遏制」、使自己陷入容易遭到攻擊的處境，就能迫使實力更強大的敵人付出高昂代價，而這個敵人可能不願意承受這樣的代價，尤其是在衝突會造成嚴重負面經濟衝擊的情況下。
伊朗在荷莫茲海峽證明了這一點，而台灣現在擁有了這個模式與機會，去迫使北京思索同樣的風險。如果台灣成功，最終結果可能會是一種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利的戰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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