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今日／80年前震驚全台「員林血案」！警察公然對法警開槍　戰後司法黑幕曝光

即時中心／温芸萱報導

歷史上的今天，1946年11月11日，台灣彰化員林發生一起震撼全台的重大事件。原本只是一起地方警察暴力事件引發的司法訴訟，卻演變成警察公然對法院派出的法警開槍，甚至造成死傷，震驚當時社會，也讓戰後台灣的司法威信與法治制度遭受嚴重打擊，這起事件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員林事件」，又稱「員林血案」。

參議員遭警暴力對待　揭開員林血案序幕

事件起因要回溯到1946年5月，牙醫陳家霖遭鹿港派出所約談，邀請友人施江西陪同。施江西當時是鹿港四方醫院院長，也是台中縣參議員。5月20日，兩人前往鹿港警務所，卻與所員許宗喜、黃仁昱及義警巫忠力、黃三、溫火炎等人發生衝突，施江西不僅遭到波及，離開時還因出言警告攻擊者，再度遭到追打，甚至跌進警務所前的水溝。

事後，許宗喜對外宣稱施江西等人在警務所內鬧事、破壞公物。黃仁昱遭革職，許宗喜調任台中縣警局課員，涉案義警則遭關禁閉。

參議員提告　警員拒不到庭、涉案人逃亡

施江西不滿遭受暴力對待，於同年7月10日向台中地院對許宗喜、巫忠力等人提出傷害告訴，由推事蘇樹發承辦。然而，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許宗喜拒絕出庭，巫忠力與黃三也先後逃亡。

巫忠力後來在台東遭逮捕，11月11日由法警押解前往台中地院，途中卻在花壇車站從車窗跳出逃逸。消息傳回法院後，代理院長饒維岳立即命令典獄長兼看守所長賴遠輝，率領17名看守協助緝捕；蘇樹發也簽發拘票，派出法警王朝枝、黃清耀、陳清漢等人前往員林拘提許宗喜等人。

法警持拘票執行公務　竟遭警局人員扣留

11月11日下午4時30分左右，3名法警抵達台中縣警局，找到許宗喜並出示拘票，沒想到許宗喜不斷拖延，還聯繫督察長陳傳風、秘書金士衡及課長陳克標等人到場。

儘管法警聯繫承辦推事蘇樹發，獲得繼續執行公務的指示，警局仍不願配合。局長江風得知消息後，更下令查驗法警身分，並通知保安隊及各地警察前來支援。

隨後，賴遠輝與3名法警遭帶往警局二樓會議室，其他看守也陸續被帶上樓。陳傳風不僅收走相關證件及拘票，還要求現場不得開燈。

保安隊持槍上樓　法警背部中彈引發血案

當晚7時，巡官尤洪浪帶領十多名保安隊員上樓，要求法警解除武裝並登記槍枝序號。沒多久，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也率領武裝警員抵達，持槍上樓並朝空中鳴槍，命令所有人站立、舉起雙手。

當時法警陳清漢正在登記槍枝序號，一手持槍、一手舉起，竟遭林世民從背後開槍射擊。現場頓時陷入混亂，其他警員隨即朝眾人連續開槍。槍聲停止後，警員將現場人員逮捕並移送拘留所，受傷的法警及看守直到隔天凌晨2時才被送往彰化基督教醫院治療，期間還遭武裝警察監控，不准外人探視。

11月12日，台中地院檢察官前往醫院替傷者驗傷，卻遭警察阻擋。代理院長饒維岳多次派人向縣警局長江風交涉，甚至向台中縣長劉存忠求助，都無法讓遭拘留人員獲釋。直到當天下午，只有賴遠輝獲釋，其餘人員仍遭羈押。

《民報》揭露暴行　護法運動掀起社會反彈

11月13日，《民報》以「非法‧暴虐極矣！／台中縣警察集團行動／打死執行任務之法警」為題，大篇幅揭露事件，同日社論也以〈豈容警察反抗法律〉痛批警察暴行，指出這是「不該在人類棲息的社會中，能夠出現的事象。」

在輿論壓力下，台中縣警局直到11月17日才釋放遭羈押的法警及看守，但當事人要求領回遭沒收的手錶與現金時，警方竟以「不知去向」回應。

同年11月28日，法界菁英與台北市律師公會、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及台灣省記者公會，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辦「護法守法大講演會」，吸引約五、六百名民眾參與，為捍衛司法尊嚴的「護法運動」揭開序幕。

行政長官陳儀態度冷淡　涉案警官判決引發爭議

相較於民間強烈反彈，當時行政長官陳儀的處理態度卻顯得相對消極。11月15日，陳儀在行政長官公署政務會議中表示，對於事件的是非「不預備有所論列」，並聲稱「尊重司法」，將案件交由法院處理。

然而，他同時提出案件必須移轉管轄的要求，並對外將血案歸因於「大家不能融洽現象」，呼籲外界不要過度議論，應該「應信任法院之公平審判辦理」。陳儀並未先行祭出行政處分，試圖以靜候司法結果平息輿論。

案發後，台中縣長劉存忠、縣警察局長江風及北斗警察所長林世民等人，陸續遭到調職或停職。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黎耐庵奉命調查，並於12月4日展開偵查，隔年1月7日正式對江風、金士衡、陳傳風、陳克標、許宗喜、林世民及尤洪浪等人提起公訴。

1947年2月15日，台北地方法院由庭長兼合議庭審判長方石坡宣讀一審判決，林世民因殺人未遂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3年，其餘被告則全部獲判無罪，或因國民政府大赦令而獲得免訴。判決出爐後，《民報》記者追問其他被告為何無罪，方石坡最後僅以「恐將發生誤會，故不能答覆云」回應。

護法運動未能挽回司法威信　多人後續遭二二八清算

國史館學者吳俊瑩曾在〈由「員林事件」看戰後初期台灣法治的崩壞〉中指出，警察竟敢對持有法院拘票的法警開槍，行政機關更公然扯謊、踐踏司法，嚴重打擊戰後台灣的法治建立。

吳俊瑩直指，事件也反映出戰後不同族群對司法制度的認知落差，後續本省籍律師及政治菁英發起護法運動，試圖向政府施壓，守住法治社會。更令人遺憾的是，事件後多名參與調查或聲援的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殺害或失蹤，讓這起血案成為台灣戰後歷史中難以抹滅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