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撤銷改判理由，最高法院指出，原判決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認為陳福祥殺害蔡鎧陽（21歲）部分犯行，符合公約所指「情節最重大之罪」，但未注意2018年委員會已經第6號一般性意見做出「36號一般性意見」取代，並明白揭示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作嚴格解釋。
最高法院認為，原判決依調查所得，明白認定陳福祥殺害蔡鎧陽動機是「欲離開現場，朝停車場電梯口走去」，蔡鎧陽剛好此時返回停車場，發現已被殺害的蔡宗育（24歲）屍體，陳男為避免事跡敗露，始萌生槍殺蔡鎧陽犯意」，並未採納檢方認為陳男是事前計畫好槍殺2人取材的主張，但原判決既然未採檢方主張，卻又在科刑理由中認為「陳福祥僅因意在取得新台幣440萬元現金，不顧其行為已造成1人死亡，竟全無罪惡感，再對蔡鎧陽開3槍殺人後從容取款」。
最高法院指出，上述原判決認定陳福祥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的科刑理由，即有明顯違誤。另外原判決認定事實中，陳男是為阻止蔡宗育的事跡敗露，才起意殺害蔡鎧陽，在法律上判斷上是分別起意，並非「想像競合犯」等一罪關係，且陳男事後佯裝完成毒品交易而取財，另犯詐欺取財部分經一審判刑確定，最高法院認為於此情形下，依刑法重複評價禁止原則，前述犯情事由，不應再作為殺害蔡鎧陽的量刑審酌事由。
最高法院說明，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6號一般意見拘束力解釋，法院裁量是否判死刑，必須考量被告個人情狀及犯罪具體情狀，不能僅憑犯行情節嚴重程度高，即得不考量個人情狀事由，直接判處死刑，原判決僅以陳福祥犯罪具體情節已達「最嚴重的罪行」，即排除考量矯正可能性科處死刑，與前述公約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意旨不符。
最高法院依上述理由認為，原判決量刑並非合法，陳福祥上訴指摘此部分為有理由，就殺害蔡鎧陽罪行撤銷，自為判決改判無期徒刑。
改判理由指出，陳福祥於居間斡旋毒品交易與蔡鎧陽認識，得知蔡曾與台中地區販毒集團成員共同花費遭其侵吞購毒款項一事，因此心生疑慮，殺害蔡宗育後，遇上蔡鎧陽回到現場發現屍體，為免事跡敗露持槍向蔡鎧陽射擊3槍，其中2槍擊中，終至死亡。合議庭痛批陳男輕蔑他人生命動機惡劣，手段冷血、殘酷，造成永久無法回復損害，被害人家屬因此家庭破碎，天人永隔，身心承受巨大之苦，且於白天在西門町鬧區停車場犯案，對社會治安危害重大，犯罪情節極為嚴重，可責性甚高。
但最高法院認為，陳福祥前述犯行動機是為阻止殺人犯行曝光，且原本在停車場內有先知開蔡鎧陽，才槍殺蔡宗育，是正要離去時，遇到蔡鎧陽返回，還有揮手示意其離開動作，並將蔡鎧陽帶往小客車停放地點的反方向走，惟蔡鎧陽突然轉身往小客車走去，發現蔡宗育屍體，陳福祥才另起犯意開槍殺人，原本並無蓄意殺害蔡鎧陽之意，屬於另行起意的偶發性犯行，並非計畫性預謀犯案。
最高法院指出，陳福祥另起犯意的偶發性犯行，與檢方改稱謀劃害命取材的惡性及應受非難程度兩者有別，且參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結果，記載蔡鎧陽死亡原因是生前遭受「遠距離」2次槍擊，雖然手段殘忍，但仍與近距離行刑式槍殺或手段具有殘虐性、折磨歷程等殺人態樣有所不同，再就蔡鎧陽是因為毒品交易與陳男見面認識、此部分殺害人數為1人、犯罪所生危險及損害等事由，及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嚴格限制其適用且狹義解釋等綜合觀察考量，認為此部分犯行尚難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情節最重大之罪。
最高法院考量陳福祥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坦承犯行等，向被害人家屬表示歉意賠償20萬元，未取得寬宥等犯罪後事態等個人事由，另外審酌精神鑑定報告所載更生改善可能性、檢方代述蔡鎧陽之母就量刑意見等，及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陳福祥此部分犯行在公約拘束下，不能科處死刑，刑責最重上限為無期徒刑，依法至少執行逾25年，需有悔改實據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需繼續監禁，合議庭認為使陳福祥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並施以矯正，與罪責相當且不違反比例原則。
至於就殺害蔡宗育部分，最高法院認為原審認定陳福祥是懷疑蔡宗育有藏槍在身後，並見蔡宗育手摸腰際，才持槍射殺部分，並非檢方公訴意旨改控陳是為取財而預謀殺人，論斷說明與證據法則無違，亦無調查未盡、理由欠被等違法，此部分原審認定無期徒刑並無不當，駁回陳男上訴。
最高法院今日撤銷原審死刑判決，自為改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定讞終身，即陳福祥確定不會被判死刑。合議庭成員為最高院刑事第7庭審判長段景榕、法官沈揚仁、楊力進、宋松璟、汪梅芬等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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