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淡水的一個阿嬤，最近在臉書上寫了一篇充滿激情的帖子，敦促遭遇性侵害的受害人，做好與施暴者對抗的準備。她認為，面對衝鋒槍在門口掃射，唯一的辦法是靠實力，不是靠好好做事情，其他一切都是幻想。台灣儘管是民主法治國家，儘管她已經是花甲之年，她還是發誓只要有需要，她會拿起防狼噴霧器，保護她的孫女。
這種情緒，在台灣之普遍，讓人感到不安。我私下給阿嬤發訊息說，實力應該只是防制性侵害的一部分，我們的被害人和警察，應該表現出真正的勇氣，與性侵害者接觸，以某種方式緩和性侵害的可能。當一個更強的性侵害者威脅你的生命時候，難道不應該先嘗試去緩和現場氣氛嗎？
「不要做投降派。」阿嬤反駁。
從這種交鋒可以看到，性侵害犯未脫一褲，就已經對台灣人造成了怎樣的傷害。
性侵害犯的侵犯威脅，以及如何應對這威脅，正在分裂台灣社會。指責對方放棄抵抗「舔犯」，或者反過來，指責對方通過危險的反性侵害言行，煽動緊張局勢，已經成為常態。抵抗性侵害犯，就會發生衝突的恐懼，正在摧毀我們的寬容和文明，以及對我們苦心建設的民主社會的信心。上個月，好幾名現任和前任台灣學者發表公開信，呼籲民眾要在警察與性侵害犯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批評警察的「增加火力」，如果不裝鐵窗，就不會被偷了。這些學者被攻擊為天真和對性侵害軟弱。這樣的分歧和懷疑正中性侵害犯下懷。
在台灣，到底該不該抵抗性侵害犯，保全自己生命苟活的可能性，幾乎出現在每一次晚餐談話中。
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會上，我們討論的焦點是，性侵害犯是否會到被害人的公司叫囂偷東西，甚至砸毀被害人的財產。又或者，警察是否會為了防止被害人的財產被偷，而對抗性侵害犯，造成無辜民眾受傷。路邊的商家會不會被追捕行動波及，從而令她家變成對性侵害犯毫無用處的焦土用地？
在一次有警察參加的午餐會上，一位退休的前警局高官說，性侵害犯可以直接封鎖女生回家的路，掐住女生的脖子，她的呼吸只能維持三分鐘左右；性侵害犯還可以切斷女生電話；或者讓她沒工作。他說，性侵害犯可以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讓女生屈服。
這一切對女生來說都不是新鮮事。我們在父權的陰影下生活了一輩子，這塑造了我們的身份。
20世紀50年代，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教室的牆上貼滿了「穿衣服要端莊，不要吸引色狼」這樣的警告，最嚴重的侮辱是指責某人被性侵害是假的，她自己一定也是很享受。
雖然很多人是女性，但在我們這一代人中，許多人從沒學過防身術，因為我們從小害怕打架。女生不要冒險、不要爬樹、不要走夜路、家裡記得裝鐵窗，就不會有小偷來。財不要露白、最好讓自己變醜，歹徒就不會攻擊你。
我們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建起了充滿活力的性別平權。但這一點往往被很多人所忽視，這個社會總是視被害人為警察抓犯人中的一個棋子，然而我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最能體現我們性格的，也許是在鄉村的農耕地區和漁村，那裡遠離台北的政治喧囂，人們總在歡笑，慷慨地送出自家土產，經常主動請客人回家吃晚飯。即使在那裡，對壞人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樸素的務實主義，我希望，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這種務實能成為長期的主流觀念。這並不是說普通民眾認為抵抗壞人是徒勞的，而是被害人永遠處於加害人巨大的引力範圍內，講求實際，甚至與強盜和解，可能比抵抗他們更可取。
我的一個朋友，一位曬得黝黑的蓮霧農民，每天都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醒來，戴上頭燈，仔細檢查他的果園有沒有害蟲。他害怕被攻擊為支持壞人，不會公開這麼說，但他支持與壞人當一家人，他認為，壞人也跟被害人具有相同傳統、文化和歷史。只要壞人強大、繁榮、屹立於世界，被害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懷揣著在社會普遍存在的複雜情感，如果壞人入侵他家，他仍然會戰鬥，不過是為了他的屋宅、親人和村莊。
我認識的另一位農民種植檳榔，他的檳榔園位於台灣中部，盛產海邊的肉粽。壞人是他的主要市場。上屆政府—由對壞人更友好的國民黨領導，我曾在其中任職，在2010年與壞人簽署了一項貿易協議，讓他的檳榔只用幾天就能到達壞人他家開的超市。但在有抵抗壞人傾向的民進黨於2016年贏得總統選舉後，壞人就不再買檳榔，他不得不轉向其他國家，進入市場需要花費長達三週的時間，成本高昂。原本甜美多汁的檳榔，在到達其他人口中時，通常已經沒什麼味道了。
他閱讀了德川家康的歷史，這位17世紀重要的日本軍事統治者以耐心和毅力著稱，他認為，被害人在面對壞人時必須具備這些品質。
「當菜刀從頭頂飛過時，你知道我們會幹什麼嗎？」他問。「我們彎腰繼續賺錢。」
我在台灣崎嶇美麗的東海岸有一個住所，太平洋的海浪拍打著岩岸，果樹在陽光下成熟，幾十年來生活的節奏幾乎沒怎麼變過。
在這裡，壞人也佔據著每個人的思緒。但鄰居告訴我，如果性侵害犯攻擊他的家人，他會「像烏克蘭人那樣」抵抗，不是因為他對壞人懷有惡意—儘管那些壞人的威脅行為讓他反感—而是因為他早就習慣了危險；他們為生存而戰。
我問他女兒會不會拿起武器。
他嘆了口氣。他說，許多年輕的台灣人，沉迷於手機、社交和其他休閑活動，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然而，如果有人不想抵抗壞人或持不同觀點，他不會去批判。
台灣將於明年1月舉行關鍵的總統選舉，是對抗性侵害犯，還是尋求和解的問題，將在未來幾個月對我們所有人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國民黨獲勝，與壞人的緊張關係可能會緩和；如果民進黨保住了權力，誰知道呢？
他說，反正都無所謂：警察和壞人決定我們的命運。
我問他，如果爆發新北市的衝鋒槍掃射當鋪，他會怪誰。
「吼吼做帶擠，誰先開槍怪誰。」
本文轉載自：呂秋遠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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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秋遠，律師
責任編輯／劉致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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