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的討論中，出現了「乞丐趕廟公」這樣的言論，桃園神社在戰後改作忠烈祠是臺灣歷史發展下的產物，這情形也發生在臺灣其他的神社，在臺灣除了改作忠烈祠的神社，也有改作民間信仰的廟宇，作為國家祀典的忠烈祠或作為民間祭祀的廟宇，神社在臺灣的歷史發展裡一直是作為宗教信仰、祭祀活動使用，民俗亂彈也來談談臺灣民間社會對神社的再利用，讓民眾了解除了作為忠烈祠的神社，還有其他的情形。
神社建築是神道信仰最顯著的標誌，從官方到民間、從日本人到臺灣人在各地興建許多的神社，從南到北、從本島到離島出現本殿、社務所、手水社、鳥居、狛犬、石燈籠等充滿日本風格的宗教建築，這些神社建築在戰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改造，神社內的物件也被移動改作他用，但仍遺留在這片土地上，散落在島嶼各處，你我都曾巧遇過。
讓我們簡單地回溯一下日治時期神社設置的歷史，我們所稱的神社依據社格分為官社與諸社，官社又分為官幣社、國幣社，每種又分為上、中、下三等，官幣社的祭典由日本皇室奉獻幣帛料，國幣社的祭典則由日本政府支付，日治時期臺灣神宮屬於官幣大社，臺南神社屬於官幣中社，新竹神社、臺中神社、嘉義神社屬於國幣小社，至於諸社分為府、縣、鄉、村社、無格社，分別由地方的府、縣、市、町、村提供幣帛料，日治時期桃園神社初屬於無格社，後升格為縣社。
開山神社的神輿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座由日本官方設立的神社是開山神社，是在日本領臺後的隔年由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上書臺灣總督桂太郎，建議將清代延平郡王祠改為神社，這建議獲得日本政府同意，於明治30年（1897）設立「開山神社」，顯示出臺灣總督府希望藉由拉攏臺灣本地的信仰，以達到其懷柔的統治目的，開山神社並未移除鄭成功神像、保留清代延平郡王祠的福州式建築、維持臺灣民間的祭典舉辦情形，僅進行局部的調整與增建。臺灣總督府另外在臺北圓山建造臺灣神社，於明治34年（1901）鎮座，為臺灣第一座遵照日本傳統神社建築樣式建造之國家神道系統神社。
日治初期在臺灣興建的神社數量不多，多設立在日本人為主的地方，日治末期隨著戰爭擴大及時局緊迫，為貫徹精神教化的目標，臺灣總督府提倡「一街庄一社」的神社建設方針，才在各地大量地興建神社，桃園神社即是此時期國家神道的產物，臺灣總督府也鼓勵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參拜神社和神社奉仕，所以許多經歷過日治時期的長輩，他們在學生時期都有去神社參拜、服務的經驗。
雖然日治時期祭祀神道神祇的多為日本人，在50年的歷史裡，神社與臺灣社會有許多的互動，從歷史影像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神社祭典都有臺灣人參與，更結合臺灣民俗活動，例如「開山神社二百七十年祭」的影片中，開山神社祭典與興濟宮送天師一同舉辦，臺南各宮廟的神轎、陣頭與開山神社一同遶境，呈現出臺日文化交融的特殊場面，另外筆者在參與金瓜石神社的調查研究時，查閱史料與訪談當地耆老，得知當時金瓜石神社祭典與勸濟堂祭典同日舉辦，人們一同參與日臺祭典，是每年金瓜石的盛事。
新莊地藏庵供奉「新莊神社」神位戰後，這些在日本統治期間設立的神社，因為統治政權更替、信仰社群離開等因素，相繼喪失原本的神道信仰功能，供奉在神社內的神道神祇如何處理？從文獻可知由神職人員進行奉燒，只是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清楚了解每一座神社實際的情形，這些神道神祇多數離開臺灣，少數如新莊地藏庵接續神道神祇的供奉，在廟內供奉新莊神社的神位，神道神祇留在臺灣享受著臺灣人的香火供養，新莊神社的神輿、狛犬、石燈籠也移到新莊地藏庵，新莊地藏庵保存新莊神社的遺跡，繼續說著新莊神社的歷史。
由於許多國家神道體制建立的神社是由日本政府支持興建，產權屬於公有，在戰後被國民政府視為是日產遭到接收，神社在精神層面上被視為日本國家的象徵，新政府遂將神社改為忠烈祠，成為中華民國的統治象徵，繼續發揮政治意象、思想支配、教化導向的功能，桃園神社是在1946年由新竹縣政府改成忠烈祠，主祀鄭成功、劉永福、丘逢甲，陪祀與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等抗日犧牲者，成為桃園神社的新神祈，在後來的數十年裡，桃園忠烈祠都有新的先賢入祀，這些先賢都與近代桃園居民的生活有很深關係，所以神祇雖然更易，但這個空間場域從昭和13年（1938）創建以來，一直作為宗教建築使用至今。
仁武的稻荷神社改作為土地公廟相較於國家神道系統的神社在歷經不同政權，從神社到忠烈祠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宣傳符號，有些神社則被民間社會再利用，將臺灣神請入神社本殿，持續作為宗教祭祀使用，使神社能免除拆毀的命運，例如南投縣信義鄉的望鄉祠、高雄市仁武區的稻荷社、花蓮縣壽豐鄉的壽尋常高等小學校奉安殿，都改奉祀土地公，高雄市美濃區的竹子門發電所水神宮，在戰後改奉祀王爺、神農大帝、水利三恩公，神社建築保存到1995年才被拆除改建。
多數情形是將本殿拆除，在本殿的原址上改供奉臺灣神，像是日治時期圓山貯水池的水神社，原供奉與水有關的水波能賣命、榮井神、生井神，戰後將本殿改建成亭子，自來水廠的員工改供奉大禹，從日本水神改為臺灣水神，一樣都是祈求水神能護佑臺北的飲用水。林內神社於1957年拆除本殿與拜殿，原址改建為供奉濟公活佛的濟公總堂，豐田神社改為供奉釋迦牟尼佛等眾神的碧蓮寺，而從殘存的狛犬、石燈籠、參道、手水舍、社名碑等神社設施，讓我們能輕易辨識出原本是座神社。當然也有些神社改建成廟宇，並無構件遺存，例如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土地公廟原址是天滿宮。
宜蘭神社的神馬改作為文昌帝君的祿馬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神社的建材、構件是很好的材料，像是三峽長福巖正殿石柱是利用原臺灣神社的石材，許多廟宇也將原神社的石燈籠排列在廟前，恆春神社、岡山神社、鳳山神社等許多神社的狛犬被移到當地廟宇，成為媽祖、城隍爺等臺灣廟宇的石獅，從守護日本神到成為守護臺灣神。神社的物件也被轉移，斗六神社的神馬成為修善宮關聖帝君的赤兔馬，宜蘭神社的神馬成為文昌廟文昌帝君的祿馬，從日本神的坐騎改為臺灣神的坐騎，西螺神社的手水缽被移到西螺福興宮作為天公爐（現已更換），臺灣神社的鼓被艋舺龍山寺（現已歸還臺灣博物館）、汐止福山巖顯應廟接續使用（現已停用），北港神社的神輿成為四湖參天宮關聖帝君的神轎（現已停用，登錄為雲林縣一般古物）。
近年臺灣有幾處神社復建的案例，其中高士神社是較特殊的案例，高士神社在日治時期稱為「高士佛祠」，是昭和14年（1939）12月16日鎮座，昭和20年（1945）遷建，奉祀天照大神，戰後僅存臺座、階梯等殘構，部落族人希望重建神社，由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捐贈神社本殿，於2015年8月11日舉行鎮座祭，奉祀高士佛部落戰歿的族人，成為紀念臺籍日本兵的場域，所以高士神社的存在可被理解、尊重。
在日本人統治臺灣的50年裡，神道信仰隨著日本人而傳入臺灣，神道信仰在臺灣發展並影響臺灣社會，許多神道神祇在1945年離開臺灣，神社在後來的國民政府治理過程中，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或改造，倖存的神社建築與物件被臺灣人繼續使用，這些仍被使用的物質刻畫日本神道信仰曾經傳入臺灣的歷史，展現出臺灣歷史的錯綜複雜，呈現真實的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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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徐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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