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職業學生」逾5千人!線民風波引熱議 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創傷?│故事台灣
「線民風波」不僅震撼政壇,也引起各界熱議(示意圖片擷取自pixabay)

生活中心/陳思瑀 綜合報導

日前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坦承自己曾在大學時,被迫協助情治單位政治偵搜工作,並宣布退出民進黨、不再尋求連任。這項消息除了震撼政壇,也讓人不禁好奇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究竟如何將手伸入校園,監控學生、安插線民?而現在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段因為威權統治造成的歷史創傷,還有哪些方面需要繼續努力,以達成「轉型正義」?

1980年代「職業學生」逾5千人!線民風波引熱議 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創傷?│故事台灣
黃國書坦承自己在大學時曾被迫協助情治單位政治偵搜工作(圖片來源:民視新聞資料畫面)

監控全台逾80所大專院校!1983年「職業學生」人數逾5千人

根據行政院促轉會彙整的資料、以及促轉會委託台大進行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指出國民黨政府監控校園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簡稱中六組)主導政策、彙整情資,並指揮知識青年黨部在各校組成「反共鬥爭研究小組」,執行第一線的政治偵防。

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有鑑於過去在中國潰敗的經驗,還有國際上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浪潮,「防範學潮」成為優先任務,例如從1971年到1990對各校的常態性監控的「春風計畫」,以及1973年到1993年對各校的常態性監控的「校園安定小組」。

1980年代「職業學生」逾5千人!線民風波引熱議 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創傷?│故事台灣
從1970年代開始,監控校園的相關工作移交教育部及情治機關,圖為法務部調查局(圖片擷取自維基百科)

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監控校園的相關工作移交教育部及情治機關,像是「春風計畫」和「校園安定小組」由調查局,並協調警備總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各校知青黨部、教育行政單位、救國團等機關或組織提供協助,在各大專院校成立「春風小組」(之後改名「安定小組」),負責各校內部的統籌回報。

接著在1980年代,黨外勢力興起、自由派教授與校園異議性社團日益活躍,調查局又增設「安苑專案」,時間從1983年到1999年6月3日,監控大學異議性社團及主要學運成員。

國民黨政府還透過種種手法滲透校園,例如吸收黨員,盡可能主導校內的社團活動;或運用各校的資源發掘、培植社團幹部,協助這些人當選社團負責人,像是學生會、代聯會、登山社、大陸問題研究社、學生聯誼會等重點社團。

1980年代「職業學生」逾5千人!線民風波引熱議 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創傷?│故事台灣
(圖片擷取自《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以1975年為例,遍布全國、接受春風計畫指揮的「工作同志」至少3900人,到1983年,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布建人數已成長至5041人。

周圍每個人都可能是線民!被監控者看「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毛骨悚然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有許多人都曾在學生時代受到監控,例如活躍於學運、社運的立委鍾佳濱、范雲、張廖萬堅,還有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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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學運,圖左為立委范雲(圖片來源:民視新聞資料畫面)

促轉會在2019年拍攝了以校園監控為主題的紀錄短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敘述3位被監控者閱讀自己在30年前被紀錄的檔案,不僅鉅細靡遺,情治單位還在其中一位被監控者住處附近買下一棟房子,有人發現自己多年前的好友竟是告密者,甚至發現從學校一直到當兵、工作仍受到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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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檔案紀錄顯示,情治單位在其中一位被監控者住處附近買下一棟房子(圖片擷取自《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指出,調查局於1980年代在全國布建的線民總數超過3萬人,其中應有40%平均分布各行政村里,另外60%則要「平均分布於社會結構各層面」。

國民黨政府長時間的校園監控,除了耗費巨大資源進行政治迫害,讓民眾害怕談論政治,甚至讓整個世代的人對彼此互不信任。《不是自己寫的日記》也對這段歷史寫下註解:「隨著檔案解密,受監控的人將得知當年被誰背叛,而這些告密者當年是否捏造事實,這些年來如何看待?所有的一切成為歷史的悲劇,並且指向一個最大的加害者,那就是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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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擷取自《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轉型正義的下一步在哪?我們的社會如何面對威權統治下的創傷?

黃國書承認自己曾擔任線民,引起外界對校園監控、轉型正義的關注,對此,監察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表示,轉型正義不是宣洩仇恨的報復,也不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是讓社會在真相的陽光下和解,讓每一位受難者和家人都能得到平反、讓威權惡行對人性的傷害與扭曲公諸於世,讓每個黨國時代的加害者,都能面對社會公評與個人良心的審判,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承擔必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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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長兼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圖片來源:民視新聞資料畫面)

促轉會則說明,線民只是監控系統的末端,促轉條例目的是還原歷史真相,包括當年監控體制,及監控體制下如何運用線民提供資料,透過這個過程,逐步推進對威權體制運作的認識與反省,才可能進一步展開對責任的討論,這是嚴肅民主工程,稍一不慎,恐怕落入獵巫或洗白等情境。

然而,當時的監控檔案,由於被徵集的時間必較晚,調查研究仍有許多空白待補,而且監控檔案中的內容,調查局等情治機關認為,國家情報工作法規範不能揭露情報人員,提供資料時,仍必須遮掩姓名等部分欄位,但政治檔案條例則規定要公開,因此面臨不同機關在法律上的衝突有待解決問題。監控檔案的出土與後續開放應用,也是台灣轉型正義將面對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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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外觀(圖片來源:民視新聞資料畫面)

《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認為,只要涉及社會公益,或能揭露以前體制的不義,公開檔案是可以的,她也說到公開檔案一定會造成社會渲染,「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做的是如何做好準備、去承接它,因為你不可能是沒有經歷過衝突,再走到和解。」

促轉會則重申,轉型正義就是要釐清和面對過去,討論不同層級、不同體制下,加害者或協力者該負的責任,因此促轉會期待檔案開放與持續的真相調查,可以讓大眾對過去更了解,並記取過去教訓,這也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共同要面對的課題。

如同蔡英文總統在今年國慶演說提到,「轉型正義的工程,歷史留下的傷痕與是非,如何撫平、如何評價,正考驗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與勇氣。」關於轉型正義,我們仍有很多難題待解、很多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遭成的創傷沒有被揭發,但不可否認的是,唯有集體面對真相、集體修復創傷,台灣社會才能夠告別悲情,走向共同的未來。